1930年初，贛西的革命形勢出現(xiàn)了蓬勃發(fā)展的局面。根據于田聯(lián)席會議的決議，江西紅軍獨立二、三、四團合并，組成了中國紅軍第六軍（不久改為紅三軍），黃公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委（后為陳毅），下轄三個縱隊。與此同時，“贛西及（贛南的）興國、于都、寧都、南豐各縣共有赤色群眾150萬，寧岡、永新、蓮花、永豐、樂安、寧都六縣都是我們的；泰和、吉安、吉水除縣城外四鄉(xiāng)都在我們手里；安福、新余、分宜、峽江、南豐、于都各有一部分在我們手里；興國大部分是赤區(qū)”。

    紅六軍成立后，向吉水一線推進。紅五軍向袁州開進，逼近吉安一帶。2月上旬，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由閩西返至吉安地區(qū)活動。此時，三路大軍云集吉安外圍地帶。

    然而，在這大好形勢和繁重的政治任務面前，贛西黨內一部分同志，卻在時局的估量和行動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在黨內紛爭“半生半死”不能解決的重要關頭，紅四軍前委在吉安陂頭召集紅四、五、六軍委和贛西、贛南、湘贛邊界特委聯(lián)席會議，討論贛西南的形勢與任務。會議原定2月10日在東固舉行，因斗爭需要，提前于2月6日至9日在陂頭召開，史稱“二七”陂頭會議。

    會議由毛澤東、劉士奇、曾山等領導進行。出席會議的有：紅四軍前委代表毛澤東、熊壽祺、宋裕和；贛西特委代表劉士奇、曾山、劉和謙、許白年、胡品；紅六軍軍委代表黃公略、王如癡、劉士奇（兼六軍政委）、姚起華（士兵）；紅五軍軍委代表彭德懷、滕代遠因贛河阻隔，不能過河，來信大會委托黃公略、劉士奇代表五軍；贛西特委所召集的擴大會的代表；各行委中心縣區(qū)委負責同志；CY代表團；以及軍各縱隊負責人；蘇維埃黨團負責人李文林等40余人。江漢波以省委巡視員資格參加了會議。

    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聯(lián)席會議充分估量了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討論和確定了贛西南黨的主要任務是：（1）擴大蘇維埃區(qū)域，實現(xiàn)“爭取江西”的口號與計劃；（2）深入土地革命；（3）擴大工農武裝。會議認為：“這三個任務之實現(xiàn)，將使南方各省反動勢力次第消滅于紅旗之下，廣大群眾團聚在紅旗的周圍，成為推動全國革命的一大動力”。

    會議研究和確定了攻取吉安的行動目標和戰(zhàn)役部署。會議認為贛西特委提出的“打吉安”的動議是完全正確的，攻取吉安可以為“奪取江西全省勝利”造成強大聲勢，使“白色統(tǒng)治更形孤立”。在“攻吉”的問題上，會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江漢波與劉士奇等意見相左。爭論的結果，通過了毛澤東的“拉開攻吉架式，但圍而不攻，掃清外圍，殲滅敵人”的主張。會議根據這一指導思想，進行了具體的戰(zhàn)役部署：紅四軍三縱隊、軍直屬隊進攻吉水；紅六軍二縱隊消滅水東之敵，監(jiān)視吉安城；紅四軍四縱隊牽制敵金漢鼎部；紅五軍和邊界赤衛(wèi)隊進逼吉安城；紅六軍一縱隊向三曲灘、吉安、峽江逼進。各路群眾武裝配合當地主力紅軍行動。會議還為紅軍、地方武裝及政權機關規(guī)定了嚴格的行動紀律和財政政策，提出了“打到吉安去消滅一切反動勢力”等戰(zhàn)斗口號。

    會議討論和解決了分配土地的政策問題。在土地問題上，贛西黨內一直有分歧，久而未決?！奥?lián)席會議提出討論有嚴重的爭論，結果照毛同志的意見通過?！备鶕敃r省委巡視員張懷萬的報告說：“贛西對于土地問題，曾有兩個意見：一為沒收一切，平均分配；一為沒收豪紳地主反動派及富農剩余土地和祠廟土地依照勞動力分配。這兩個意見堅持未得解決。”前委和毛澤東根據閩西土地斗爭的經驗，提出“赤色政權久已建立者應沒收一切，其初起來的區(qū)域應為后說，分配方式應平分，以平分能奪取整個群眾，否則，不能奪取全部群眾?！睍h最后通過了前委和毛澤東沒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張。同時，討論和通過了一個四章二十三條的土地法，史稱《“二七”土地法》。這個土地法，比《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在沒收對象、分配對象、債務、征稅等方面更為完備。

    會議還成立了統(tǒng)一領導軍隊和幾塊根據地的領導機關――前委。這個前委統(tǒng)轄紅四軍、紅五軍、紅六軍三軍軍委、贛西南特委、閩西特委、粵東特委。前委委員有：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潘心源、劉士奇、曾山、李文林、王懷，閩西兩人，粵東兩人。毛澤東為書記。毛澤東、曾山、劉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為常委，彭德懷、黃公略為候補常委。同時，為統(tǒng)一贛西南黨的領導，決定將湘贛邊特委、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合并“建立新的贛西南特委”，指定了臨時負責人，特委領導成員由贛西南黨代會選舉產生。特委下設北路、南路、西路三路行委，指揮贛西南各地的群眾斗爭。

    “二七”陂頭會議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會議明確規(guī)定了贛西南黨的主要任務，確定了攻取吉安的行動目標和戰(zhàn)役部署，解決了分配土地的政策問題，制訂了土地法，成立了統(tǒng)一的領導機關，從而使贛西南的群眾斗爭和土地革命走上了健康發(fā)展、生機勃勃的道路。

    “二七”會議具有重大功績，也有不足之處。主要是對贛西黨的看法上不夠實事求是，錯誤地開除了省委巡視員江漢波（即張懷萬）的黨籍，處決了郭士俊等“四大黨官”，產生了一些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