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打破湘贛兩省敵軍嚴酷的經濟封鎖，解決紅軍的給養(yǎng)，活躍邊界的經濟，毛澤東和邊界黨領導邊界軍民在井岡山上井村創(chuàng)辦了一個造幣廠。

    上井造幣廠是在1928年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以后，在邊界原有的“謝氏造幣廠”的基礎上創(chuàng)辦起來的。

    20年代初，廣東龍川縣有個銀匠世家，在兵荒馬亂中，兄弟謝榮珍，謝榮光（又叫謝火龍）等遷徙到江西遂川的五斗江避難，后又移居東坑村。謝氏兄弟不善務農，便利用造銀器的特長，在東坑偷偷玩起了造“花邊”之事。開始，不敢貿然從事，造一點用一點，靠此以假亂真，維持生計。后來，兄長去世，家當由其弟掌管。這謝火龍更為靈光膽大，他廣收銅板，加以少量銀質，造出了“銀色銅”的假銀元。派人成捆成擔地挑到廣東、湖南及江西等邊遠山區(qū)變售，竟獲巨利。后來，官府發(fā)現(xiàn)謝氏造假銀元，便下令取締，并通緝謝火龍。謝又將“花邊廠”移到永新縣牛田村，繼續(xù)生產，后終因官府查緝甚嚴，被迫停業(yè)。王佐拉起綠林軍后，聞知此事，大膽把謝火龍接上山來，專造“花邊”，以供綠林軍用。毛澤東部上山后，便停造了。1928年5月下旬，袁文才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他目睹湘贛兩省敵軍的經濟封鎖造成的嚴重困難，想起王佐曾辦了個“花邊廠”。于是，請示毛澤東及邊界特委同意后，重請謝火龍等當師傅，辦起了造幣廠。

    花邊廠――造幣廠，幾經滄桑，幾經變遷，性質變了，規(guī)模大了，成為紅軍反封鎖的一個重要單位，歸屬王佐的防務委員會直接領導。

    造幣廠設在上井村一位鄒姓老表家，同時分別在黃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設立銀元粗坯車間。生產擴大規(guī)模后，又從跟隨秋收起義部隊上山的水口山鉛錫礦工人中抽調了部分戰(zhàn)士充實到造幣廠。說是造幣廠，其實一切生產設備極其簡陋，全是白手起家，沿用了鄉(xiāng)間打鐵的風箱、火爐、鐵鉗等，不同的是辦了熔銀器、沖壓架，在廳堂中間架起了一個高1丈、寬6尺的硬木架，安放著一對重約500斤的花崗石，嵌入印模。下印模石固定在沖壓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一頭系上繩索，通過頂架滑輪，生產時一人將上印模石拔起，一人及時放上粗坯和溶好的白銀液體；如此一放一拉，沖壓成模，每開爐一次，生產“花邊”四五百枚。

    造幣廠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來源于打土豪所得的各種銀質器具?；ㄟ呌∧Ｊ悄鞲绨娴摹苞椦蟆?。為使這種銀元與歷代官府生產的“鷹洋”有所區(qū)別，造幣廠工人在銀元上鑿上了個“工”字。因此，邊界軍民稱作“工字銀元”，意為工農兵銀元。

    “工”字銀元流通到市場后，開始商人和群眾感到很生疏，有點不敢用，因“工”字銀元雖貨真，系純銀，但技術方面畢竟比較粗糙。后來，經各級蘇維埃政府大力宣傳，廣大群眾和外地商人知道是紅軍工廠鑄造的，又是純銀品，便紛紛使用。對此，當年紅四軍軍需處長范樹德回憶說：“我們曾經制造過銀元，那種銀元是用首飾上的銀子，如銀手鐲、銀戒指等為原料的，制造成的銀元不是‘袁大頭’，現(xiàn)在很多人未見過。它不是平的，是一個凹形的，用鋼印打上‘工’、‘人’，或者‘七、八、九’等字樣，我們將它等同于‘袁大頭’發(fā)給部隊去用。但在開始時，當地人民特別是根據地外的人看到這種銀元生疏得很，在市場上使用很不習慣，有點不相信。但每經一些有財有勢的人，比如地主打上一個字，這些人一見就說：這是真的<dfn>藏書網</dfn>銀子，就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于是我們就廣泛地進行宣傳……慢慢地人民就相信了，后來當地人民對這種凹形銀元很信得過?！?br />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非常重視造幣廠的工作。1928年6月上旬，毛澤東、朱德等還陪同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視察了造幣廠，鼓勵工人們積極生產，強調提高“花邊”質量。

    此后，為了解決造幣廠的銀質原料，毛澤東命令部隊每打下一處城鎮(zhèn)、一家土豪，都要注意收集銀器，交軍需處備用。

    1928年冬，湘贛敵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發(fā)動第三次“會剿”，造幣廠遷至大井的鐵坑和下井的桶缸山，繼續(xù)堅持生產。直至敵人占領井岡山后，工廠被破壞，才被迫停業(yè)。

    上井造幣廠雖然只存在半年時間，但它卻有效地緩和了根據地的經濟困境，對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起了很大作用。井岡山時期“工”字銀元的鑄造和流通，成為中國新型人民貨幣的萌芽，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紅色政權的強大經濟生命力，為以后的中央蘇區(qū)乃至后來的新中國貨幣制造提供了經驗。